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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月21日，一只跑进大鲍岛天主教士院子里的黑毛山羊，让这个寒冷的冬日增添了一丝嬉闹的气氛。天主教士害怕黑山羊的主人着急，赶紧报告了巡捕衙门，后者在四天后出版的《青岛官报》上刊登中文启事，寻找失主领回。这一年的起始，大鲍岛区域密集的网路已逐渐成型。在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房屋前面，曾经在山坡中出没的獾、狐狸和貂不见了，这只从某人家跑出来的黑山羊，成了新时代的新风景。
与“青岛新城”南边欧洲区自由伸展的路网形态不同，把柏林绘制的规划图搬到现场的大鲍岛，是一个棋盘式的布局，横平竖直，井然有序。东西方向，由东至西到铁路线，海拔高度陆续递减，道路网络以四方街、海泊街、高密街、胶州街、即墨街、李村街、沧口街构成，南方方向，依次是济宁街、芝罘街、易州街、博山街、潍县街、山东街、直隶街、河南街、山西街。一个街坊，半袋烟工夫不到的距离，外面方方正正，里面层峦叠嶂。作为欧洲区与大鲍岛的屏障，最后出现的黄岛街和平度街，像两个冒失闯入的兄弟，懵懵懂懂地斜插在四平八稳棋盘中，标志着大鲍岛土地存储的终结。
易州街
高密街
海泊街
广东人的实力
在一片万象更新的喧哗之中，1902年春天，商人胡长庚与傅子安面临破产。胡长庚的破产清算，导致了其拥有的大鲍岛地块被出售，成为“青岛新城”华商移民最早的经营失败记录。胡长庚的破产原因，在于“亏空谷项”，最终不得不依据德国“断扣归偿专律”办理。但在大鲍岛华商只争朝夕的时代，这些生意破败的“噪音”，很快就被后继者拥挤不堪的步伐淹没。
依照中华商务公局大鲍岛商董在每年春节前由各帮更易四人的定章，1903年1月26日下午在天后宫商务公局内由推举山东籍张颜山、张中连，广东籍刘祖乾、罗子明四人充任新董。38岁的张颜山是胶东牟平县人，投资经营烟台泰生东号。张中连、刘祖乾、罗子明三人的信息无从辨析。至此，担任过中华商务公局董事的华商明里紬，人数增加到了16人。12名在任董事中山东籍六人、外省及洋行帮办各三人的比例关系未变。
商务公局董事新更易的四人中，有两个广东人，说明粤人在青岛新城的势力有增无减。相应的资讯，也证明了这一点。1908年5月11日，一家叫宜今的书局在《青岛时报》刊登广告，称“本局承印中外文件、各式纸张、草编、仿单，兼造象皮图章，以及铜版、玻璃版，各样带像名片招牌，钱票火漆印等，无不具备各样花边，极其精美，并售学堂供具、文房四宝、近时新政要书，价目格外克己。”潍县街的这家书局由陈积厚、陈吉庆、梁鸿厚三个广东人投资，经理梁星垣也来自广东，主营印刷，并在李村街设置有仓库。报纸广告上除业务种类的介绍之外，其“凡仕商赐顾，远近函购皆可”的告白，亦可谓贴心。而这类周到的服务，恰恰是广东商人经营上的过人招式。
瑞蚨祥来了
1903年中，大鲍岛紧锣密鼓的华人商业拓展事件之一，是专售绸缎皮货的全国联号瑞蚨祥布店的呱呱坠地。瑞蚨祥建造在一条新辟不久的东西走向街道北面，这条有着很大坡度的街道最初被称为鲍道大街。由此向南，到大鲍岛的南部边界，已形成一大片华人商业市街。
胶州街上的瑞蚨祥
大鲍岛的瑞蚨祥建筑最初占地2800平方米，东至济宁街、西到芝罘街、南起胶州街、北达即墨街，共600余间。较之海边欧洲区的洋行建筑，瑞蚨祥修造的是一片本土特色浓郁的中式砖木结构多层建筑群，清水墙面的房屋大部分为两层。全部房屋为青红双色砖砌成，并借用江南明代民居山墙的造型。大鲍岛瑞蚨祥门前筑有围墙，进大门为一四方庭院，西厢设有广济堂药房，正厅售绸缎布匹及皮货等。
1905年，掖县籍的建筑承包商宫世云，在芝罘街组建公和兴工程局，与山东铁路公司合作承建胶济铁路沿线桥梁、土木工程，并很快在黄岛街与芝罘街的交叉口投资建造里院建筑。宫世云1878年生于莱阳，19岁进入青岛学习建筑施工，是个人命运颠覆性转变的典型一例。而拥有如此跨越性经历的年轻移民，在大鲍岛并不鲜见。这块伴随着青岛新城快速崛起的土地，像被赋予了一种神奇魔力，生生死死的起伏，仿佛发生在转瞬之间。
到1906年，大鲍岛鳞次栉比的街市景观已令德国租借地当局确信，以群体方式不断崛起的华商是青岛经济繁荣的不可忽略的力量。当年的政府报告描述：中国商人“对殖民地的经济前景，对德国当局和司法管理都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信赖，而东亚各地贸易中心的经济发展基本上都是与中国商人的积极参与密切联系的。”
《胶州报》的寿终正寝
1907年，胶州街上的中文报纸《胶州报》寿终正寝了。这份先后由广东人朱淇和周馥派来的候补道朱钟琪主持的报纸，从1900年到1907年在青岛德国租借地的存在，让发生在辛亥年前的一些制度变革先声，让大清国微弱的政治话语权，穿越地理与观念的屏障，一点一滴地传递到中国城算盘珠子噼噼啪啪响的账房，传递到广东餐馆英记楼杯盘狼藉的角落。
实质上，朱淇1900年到青岛创办《胶州报》，以及1904年经山东巡抚周馥劝离青岛，都与一些地方官僚有关。其过程，被徐凌霄记录在了《凌霄一士随笔》里：“有曹倜字远谟者，山东老吏（历任平度、潍县、长山等州县）。庚子后与朱氏订交，时资助之，旋为之向上游延誉。尚其亨时为山东布政使，颇有开通之名，与朱一见倾心，因定在北京开设报馆之议，与曹合集股本数千金交朱氏，朱乃将子女暂托青岛教堂照料，只身北上。”这个山东布政使尚氏，为汉军旗人，尚可喜之后，与朝贵素通声气。朱淇入京，通过尚氏的介绍分谒要津，谋开设报馆便利，遂成就《北京报》。
就青岛《胶州报》的几年作为来说，是先驱一般的本土新闻预演，无疑像唐吉可德一般令人印象深刻。广东人朱淇不经意间为几年后抵达这里的同乡孙中山，开启了一扇启蒙的窗户。但也许恰恰是在好高骛远这一点上，不屑于本土华商喜怒哀乐的《胶州报》，注定命运多舛。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第一张华文报纸死了，第一家华人保险公司来了。1908年5月，华商李涟溪与傅炳昭、周宝山、万耕畬、成兰圃、郑翰卿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投资保险业。作为华太保险有限公司的承办人，他们创立了青岛第一家华人资本的保险公司，成为了本土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华太保险开幕前在《青岛时报》刊登了一则广告，称“自泰西创立保险一途，公司林立，无论水站险、火险均可承保，法良意美。本公司爰集同人，备集股本洋一百万元，拟在青岛创设华太保险有限公司，寓谦顺银号为总行，专保本埠房产、各通商口岸轮船平安。倘遇不测，赔款迅速，保费亦格外克己，并上海、广东、烟台、营口、大东沟、清坭洼、海参崴等埠皆有友人代理，特此布闻。”1905年开业的谦顺银号在山东街，是最早设置在“青岛新城”的华资金融机构，也是华人资本的大本营。华太保险“寓谦顺银号为总行”，强强联合的意味不言而喻。
李涟溪，作为第一代移民中的出类拔萃者，在青岛突飞猛进的掘金资历，不输另外几个合伙人。早期他借胶济铁路的修筑契机，通过前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上通下达，以兴办地产与实业起家，逐渐发达。这个路径，与刘子山类似。
美丽包裹着的“萧条”
从1898年4月德国国会通过以500万马克用于青岛港口建设的拨款决定开始，到1904年胶州湾东岸第一码头建成，这个大型的现代化新港，成为开放为自由港的“青岛新城”不可获缺的海上出口。1906年青岛港正式进入规范化运作，而作为受到德国皇帝鼓励的租借地，“青岛新城”贸易与商人推进的缓慢，曾多次引发了德国国内的质疑，人们对花费如此大的代价与所能带来的收益之间的不平衡，议论纷纷。
1909年2月8日出版的《法兰克福报》，就曾以“来自远东的通信”方式，详细描述过这里被美丽包裹着的萧条：“当星期天一大早穿过一座干净的德国小城，你会有一种宁静的印象，因为日常行色匆匆的街道是空旷而安详的。很遗憾，在青岛即使是工作日也会产生这种感受。当从慢慢驶近的游轮甲板上观看这座美丽城市时，你触发的第一个感觉是情不自禁的骄傲，干净的中国城市大鲍岛，然后是建有令人亲切德国房屋的宽阔而光亮的大街，这一切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突然之间你会觉出有一种使人压抑的寂静，因为这里并没有你曾期待过的那种繁忙和热闹。”
这一年“青岛新城”内，华商群落的整体上升趋势依旧持续。1909年10月编制的年度《胶澳发展备忘录》，提及了一些新征兆，“本年度这方面又出现了两个新标志：华人商会的建立和中国国家银行青岛分行的开设。”这份政府报告所说的中国国家银行的青岛分支机构，即设置在临近大鲍岛华人市场的大清银行青岛分号。
1909年9月21日大清银行青岛分号在山东街开业，后来的中山路152号建筑，成为大清帝国度支部在青岛最早设立的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也成了国家金融的象征。1910年8月25日《顺天时报》有消息称，“大清银行在青岛商埠设立之分银行自开办后，颇见畅旺，商民等亦甚信用。”但在熟悉现代金融业的观察者看来，大清银行青岛分号的金融作为，极其有限，因为“其业务范围极狭，仅限于政府之税收及公款之存放。”
但也就是自这家银行起，大清银行青岛分号总办成兰圃、营业部主任吕月塘等第一代华人银行操盘手获得陆续加入机会，开始在本地金融界崭露头角，并逐渐形成后租借地时代的青岛新城金融业骨干。有意味的是，成兰圃和吕月塘都是胶东人，一个黄县，一个海阳，文化背景大致相同，都是率先接受现代金融规则与范式训练的金融试水者。
同时期在青岛的黄县商人，包括有祥泰号投资人傅炳昭，万利源号总理姜晓岩、悦来北公司经理冯竹斋、义丰号投资人唐克明、双盛泰号杂货行总理徐鸿恩。比照成兰圃与吕月塘的合作关系，成兰圃与傅炳昭的商帮同盟，稳固性更强，地域象征性更明显。
华商组织的探路者
1910年清政府公布《商会简明章程》，中华商务公局撤销，在三江会馆成立青岛华商商务总会，黄县人傅炳昭当选会长。这一年，通晓德语的傅炳昭46岁。
进入1910年代，鉴于华商利益团体的不断壮大，华商代表在社会公共事务的发言权有所增大。1912年1月8日，青岛总督府发布告示，委派50岁的胡存约、53岁的朱子兴、47岁的周宝山、40岁的古成章四位华商为总督府信任。这四个人明里紬，除了一个本地土著，分别来自直隶、浙江、粤地，具有强烈的地域代表性，同时也毋庸置疑地代表了青岛华商的利益。
从1898年租借地建立到1912年，在有限的制度空间里，胡存约、傅炳昭、朱子兴、周宝山、古成章、丁敬臣们不事声张地东张西望，像乡村放牧人一样不断琢磨着华商的匍匐与跳跃之策，无论结果如何，过程可谓筚路蓝缕。
但不论华商在匍匐还是跳跃之间如何选择，作为贸易中转站的青岛，在1910年代地位已然确立。哲学博士张武的《最近之青岛》中，清楚记录：“青岛有铁道轮船之便，且与工业地相距甚近，较之附近港湾，极为有利之地位。故自民国元年十月以来，芝罘四大输出商均以营业主店移至青岛。上海之出输商，亦在此地派置代理。山东茧紬，西人极为欢迎。炎夏之际，销畅尤甚。盖男女之间，均可适用。”
驶往青岛的蒸汽轮船
1912年，经营进出口的日本三井洋行在青岛设置了派出机构，并开始与包括丁敬臣在内的华商进行合作。进入青岛这个德国租借地之前，三井已在上海和天津开设了支店。三井的到来，为三年之后日资的蜂拥而至，埋下了伏笔。
与三井在青岛落地同年，潍县籍商人张俊卿也在大鲍岛博山街开设了义德栈，两者比较，三井的规模要大得多。同样是经营进出口，三井洋行进口的品类近乎涉及了物产全系，而义德栈则只出口马皮、牛皮和驴皮。42岁的张俊卿十多年后把生意扩展到了杂货运输，雇工超过了70人，却依然和庞然大物一般的三井帝国无法相提并论。
各路资本的聚集与竞逐
1912年是民国元年。在这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前一年南方共和革命的枪炮，已然颠覆了大清国政治制度的版图。对居住在青岛这个德国租借地的华商来说，大清国没了，大清国的遗老遗少却成了街坊邻居。
1912年4月19日，上海出版的德文《东亚劳埃德报》报道：“最终在1911年晚秋，中国还是出现了令人记忆犹新的事件。这导致巨大的中华帝国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变革并几乎使商业瘫痪。但在德国保护地的边界前，革命停了下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华北再也找不到如青岛这样可以享有充分安全和平静的地方。德国殖民地……千方百计地确保了青岛的安全，使得中国资本恰恰是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大量地涌入德国保护地区。许多中国商人到青岛寻找安全并且获得了庇护，这使得他们试图将其经济分支机构的重点迁移到这个地方。”
涌入德国租借地青岛寻找安全庇护的，不仅仅是华商。甚至反应最快的一部分人，也不是商人，而是大清国皇亲国戚和官僚。以1911年10月30日抵达的邮传部长盛宣怀为先导，继而江南制造局总办张士珩、恭亲王溥伟、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两江两广总督周馥、济南知府黄曾源，溃败帝国遗逸一场晃晃荡荡的青岛逃亡之旅，就此绵延不绝。
根据青岛商会《1913年度的报告》的记载，部分因为富有的中国人的不断移居，青岛从1912年开始的建筑热，一直持续到1913年。报告认为，看好青岛有秩序的舒适环境的中国上流人士，促成了连锁的定居行动。因此，“青岛新城”对房屋和土地的需求明显加大了。因适合这些富人的住房明显不足，到1913年的年底，单独的小型住宅建设异常红火。随之出现了几乎是所有建筑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砖石上涨了很多，甚至连劣质的红砖也不例外。
几十个大清国的遗老遗少携家带口投奔青岛，不是空手来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琴棋书画，管家厨佣，都有准备。曾经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栖居在湖南路，据书法家刘诗谱《忆先祖刘廷琛之晚年》记述，“房屋是仿照北京四合院式建造的，有前后两所楼房及东西厢房各三间。中间有一大院，前面有一小院，种槐树及花木。住宅前后左右的邻居，多是前清遗老或达官贵人。右邻住的是前清探花商衍瀛；在后街湖北路、宁阳路一带，有前清总督赵尔巽、军机大臣吴郁生和铁路大臣吕海寰等。”以当时的市场交易行情，青岛火车站东北欧洲区的一栋房产价格，多在四万至八万大洋之间。这些房子的原始业主，大部分是德国商人。
不到一年时间，青岛已囤积了大量金钱。1912年11月22日《顺天时报》披露，“据某政府人员近日调查所言，现住山东青岛中国人贮银于德国银行者实有一千七百余万元之巨额……”日子稍长，这些昔日大清国的场面人物就闲不住了，很快与各路商人建立起联系。前法部侍郎王垿甚至还在北京街入股了一家叫顺兴楼的饭馆，其间贩卖自己书写的牌匾大字，一时间竟供不应求。很快，青岛满大街的商号店铺，都挂上了王侍郎“好似街头岗警植立”的匾书。这情形，比照昔日“有匾皆书垿”的京城，有过之无不及。一个叫“燕齐倦游客”的闲人，与赵尔巽、吴郁生、刘廷琛、王垿同期在青岛客居，私下里写了一本《桃源梦》，记录下不少遗老遗少的日常做派。
1912年的10月，卸任的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来到了青岛，期间访问了三帮会馆，并与若干华商头领聚餐谈话。但除了在广东会馆，其寻求青岛华商出资支持革命的努力，成效甚微。反倒是在年轻人聚集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孙中山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
对青岛的许多华商来说，共和革命与南货贩卖都是投资。但当下投资革命显然并不是最紧要的选项，因为他们计算不出来，这其中可见的收益会不会打了水漂。
如同1897年猝不及防的改变一样，历史很快就在1914年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德国租借的16年中，伴随着青岛新城商业的滚动积累，洋行、买办、华商、华人商帮和华商会，加之稍晚涌入的晚期政治逃亡者、宗社党活跃分子、秘密活动的同盟会革命党人，构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财富迷宫。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些钱来自哪里，也没有人确切洞察这些钱将在未来发挥出何种作用。在青岛围困战爆发前，这些钱一直依照各种意志明里暗里流动着，似等待一场风暴的降临。（作者 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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