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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每个中国人内心中挥之不去的痛，北大营的一声炮响，东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三千多万同胞沦入敌寇之手，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每每读史至此，不禁悲从心来，愤懑异常。
关于抗战，南京和上海在抗战方面的史料很多，而杭州民间抗战史方面的资料却比较少。以下这组照片，揭开了杭州民间在抗战岁月里，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 日军占领杭州中央航空学校（日军随军记者记录）
△ 日军屠杀中国军民，地点位于现植物园附近，当时叫玉泉马岭山刑场
△ 日军屠杀被俘中国军民（来源：松江区史志办藏《今村写真帖》）
△侵杭日军在岳飞墓前耀武扬威（日军随军记者记录）
△ 日军铁蹄踏过断桥白堤
△ 西湖边全副武装的日军
△ 侵杭日军在西湖边（日军随军记者拍摄）
△ 日占时期的六和塔
△ 侵杭日军在灵隐寺
△ 抗战时期的岳庙也是避难所之一，挂着万国红字会会旗
△ 战斗在第一线的国军作战部队
△ 外侨在避难所给孩子喂食
△ 慰安所
△ 侵杭的牛岛部队
△ 侵杭日军士兵
△ 日军宣扬占领杭州的杭州的风光明信片
△ 在杭外侨救助难民的手绘画面
这组照片，是田建钧研究杭城民间抗战史20多年来搜集的一些照片史料，也有一部分来自上海市松江区史志办藏。透过这些史料，我们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去了解那段悲壮的历史。
田建钧翻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前排左一是田建钧的祖父田浩征、左三是之江大学（现浙江大学第三分部）校长明思德（ J. ），右二是广济医院（浙二医院的前身）院长苏达立（.D.）、右一是蕙兰中学（杭二中的前身）校长葛烈腾（E.H.）。
图说中写到，当时这个组织已经在杭州救助了约26000名难民。
在考证的过程中，一些当年发生的故事也浮出了水面。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由于葛烈腾是美国人、苏达立是英国人，当时英国、美国和日本并非交战国。所以这些国际人士所在学校和医院，就成了杭州难民们的庇护所。 杭州沦陷的那一周
这是一封蕙兰中学（杭二中的前身）校长葛烈腾1938年2月10日寄回美国的信件的一个片段（节选）：
（向上滑动查看内容）
“1937年12月26日早上，日军大部队涌入杭州城。
在蕙兰中学的避难所
整个城市已经被占领，他们没有遇上抵抗，没什么仗可打，于是便开始肆意妄为。
第二天上午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幕，而这只是一连串悲惨日子的开头而已。天刚亮的时候，有两百多位妇女像发了疯似的来敲避难处的大门。
前一天晚上松江网红写真，她们整夜遭到日军士兵的追逐，从一个屋子逃到另一个屋子，从一家逃到另一家，从一个藏身之处逃到另一个藏身之处——最终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整夜都有妇女在被日本人追逐，如果她们抵抗就会被残忍地杀掉。男人们向士兵乞求交还妻子女儿，或是无法交出已经在我们避难处的家眷时，就会遭到枪杀或被刺刀刺死。
这一整天，杭州市各个城区都有妇女连续不断地来到我们的避难所，她们所讲述的全都是杀戮和强奸的故事。一个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报告说，被强奸的女性从十一岁到七十八岁都有。
我们的委员会去日军指挥官那儿表示抗议，尤其抗议日军士兵强奸妇女。他听不懂我们所用的单词，当他在字典里查到这个词时，开心地笑着说：“你们为什么要去管这些小事呢？
蕙兰中学避难处的人数立即激增到了三千人，比我们所预计的多了两千人。她们睡在水泥地板上，每间教室里都有一百人，体育馆里有四百八十六个人。人均不到十平方英尺的面积，只能勉强坐下，更别说躺着了。但她们都不在乎。只要能进来，坐在美国国旗下，得到红十字会的帮助，她们别无所求。
我们告诉她们，食物只够两天了，她们也无所谓。其他的避难处境况也都相同，我们的总人数立即增长到两万五千。
在第一个星期里，难民们一天能吃一顿烧得很烂的米饭，一周有三天能吃上盐，四天能吃少量的咸菜。一周后，大部分难民在外面的亲戚给她们带来了一些补充的食物，尽管其他有两百人左右什么都没有，对这些人我们又给了一些多余的食物。
水源断了，我们不得不每天从外面挑两百担水进来。每个挑水的人都要有一个外国人或者是一个宪兵护送。煤更加困难，要用不太光明正大的手段获得，不管它们是从哪儿弄来的，通过后门和邻居家运进来。
整个避难处要彻夜巡逻，以拦住想要闯进来的日本士兵。他们每天都来，有时一天很多次，来索要妇女。晚上，我们中间的一名外国人常常不得不起来，把这些士兵送出去。不仅如此，我们还得随时做好准备，修补被闯入的士兵踢破的门。”
历史不能忘，他们的善也不能忘！
1937年美国寄杭州蕙兰中学葛烈腾信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葛烈腾被迫回美国。回国后，葛烈腾写了回忆录《天堂之下》，被称为杭州版的《拉贝日记》。
当时日军非常残暴，103名国军伤兵正在广慈医院养伤，被强行掳走。田建钧说，他在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回忆录《从教会医院到集中营》证实松江网红写真，这件事其实发生在杭州。
回忆录里还提到，为了为这些伤兵给予人道主义援助，苏达立还专门去日军的监狱给这些被掳走的伤兵救治。
苏达立夫妇和孩子。（这是杭州沦陷前，苏达立夫妇将两个女儿送回英国前，在广济医院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广济医院被日军强行占据。苏达立原本有机会回国，但他没有，最后和一些其他的英籍职员被日寇监禁押往上海海防路集中营，后又被押往北平。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去了香港，并于1970年逝世。
田建钧说，当时的广济医院主要是医治从上海前线和杭州笕桥空战送下来的伤员。
祖父田浩征因为是杭州当地人，对杭州地形熟悉，所以出任伤病医院（广济医院第二分院）的总干事之职。
田建钧说，当时，祖父白天为了避免被日本人抓获，不能在外面行动，只能留守在医院查房。晚上，他常常趁着夜色的掩护，组织已无大碍伤兵运往丽水等还未沦陷的后方。
田浩征
“由于长期忙于医院事务无力照顾家庭，我祖父的一个孩子也在当时不幸夭折。”田建钧说。
“这是感谢爷爷在抗战时救助两百名伤员的锦旗。”田建钧将锦旗影印本捐给了杭二中。
抗战结束后，田浩征到哈佛大学留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回国之后，田浩征依然活跃在律师行业，还被几所大学聘为拉丁文教授。
1968年9月11日，田浩征去世。铭记历史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对英国皇家空军有一句名言：在人类征战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对这么少人，亏欠这么深的恩情。而对于杭州的那段特殊的历史，这句话也同样适用。
如果以杭州当年被救几万难民计算，他们每人两三个孩子，有多少后人？后人们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生命因为这些人而得到了延续。这是真正的救命之恩！
所以请牢记这段历史，不忘这份恩情，珍惜当下的生活，这也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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